在《仁说》中说：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

这个深刻的道理，常常被人们所忽视，所以对自然界的态度是衡量人类道德水准和心灵境界的一个重要尺度。后来，宋明时期的儒家吸收了道家和佛教的思想，完成了一种形而上学，把心灵境界的学说推向了新的阶段。

实际上，后来很多封建皇帝就是靠权术来维持统治的。所以它是通过气化流行而存在，不是独立的存在，这个气化流行就是天道、天德的功能、作用。人要在实践中实现生命的最高价值，就是与天地合其德[15]，而不是满足不断膨胀的物欲，这就是中国哲学所说的天人关系。至于佛教，则讲大悲愿、大悲情，是一种普度众生的宗教情感。所以目的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种先验的问题，就是先验理性。

如果说一个人连一点羞耻之心、羞耻感都没有，那就无所不用其极。因为父兄是最亲近的人，所以要从父兄开始，把仁、爱推广到他人，那么仁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人的最真实的情感、人的真性情，所以只要出于人的内在的真实的一种情感，就会发自内心地热爱一切生命，虽然对象不同，因而有差异，但本质是一样的。但这个主体是一个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目的的德性主体，不是一个以控制征服自然为目的的知性主体，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然为非我、为对象、为他者的一种价值主体。

不仅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哲学，而且西方也没有中国这样的哲学，这就是特殊性的问题。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中国哲学不承认心是一个实体。一个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是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

至于心悦理义（理义即义理），更是说情。这就是灵明知觉之心，又叫作虚灵不昧之心、神妙不测之心或者操舍存亡之心。

难道这不是主体性吗？ 但是儒家的主体性同西方的主体性是不同的，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儒家是主张天人合一的，是人与自然统一的，西方哲学则是人与自然分离的、对立的。这样的体会必须要放开自己的心胸，不要从自家躯壳上体验，不要仅仅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如果把身体比喻为一个躯壳，那躯壳是没有灵魂的。人没有不爱自己的，人没有不爱自己生命的，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或一种本能，儒家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体认到万物生命与自家的生命是相通的，就如同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去爱护万物，这就是仁，而不是麻木不仁。但是这个问题是基本问题，无论东西都不能离开。

刚才我讲中国哲学注重人自身的问题，不仅要找到人的存在，而且要找到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有终极追求、终极关怀，它必须超越有限的自我而实现大我或者真我，不过不是超越到彼岸的王国，而是在自身之内实现一种心灵超越，这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所在。因此，有人根据哲学这个词是来自西方，并不是中国本有的，就断定中国没有哲学。中国的儒、道、佛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而将情感问题作为最基本的存在问题纳入它们的哲学之中，尽管具体的解决方式各不相同。所以，这样的一种生态哲学，或者称为生存的生态学，不只是保持或者改善一下生态环境而已，不仅仅是一个手段的问题，而是人类生存方式的问题和生命价值的问题。

有些中国哲学家还是很重视认知性的，比如荀子就是这样，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孟子有著名的人禽之辩，人和禽兽有什么不同，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因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张载的为天地立心[114]，更加突出了人的主体性。

其实不然，事实上，随着工具理性的发展，人类已经意识到破坏自然的严重后果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于是重新反思人类的活动，因而出现对目的理性的召唤。用康德的话讲，人有自由意志。人是靠实践来表现自己主体性的，而这个实践，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把自然界的价值真正实现出来，所以，这里所说的实践也不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认识的实践，不是以改造世界来满足人的利益为目的的一种实践，而是通过德性的修养，从而实现人的内在价值的一种实践。而这正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一个物质的自然界。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得更明确，他说：非理性主义只是理性主义之明显的弱点与完全的失败，因而自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理性主义。但是我们现在要研究中国文化，不能再只是用一种以西解中的途径了，这并不能揭示中国文化的特殊本质，也不利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所以我们需要挖掘儒学的深层意义。

我们根据这种情感不是作为私人的情感，而是作为一种共同的情感[75]。如果人人都能够在这方面下工夫，就会使自己的仁德、仁性、良知等等真正实现出来，就像老子所说的修之于身，其德乃真[35]，要在自己身上实行这样的修养，德性就是非常真实的，也正如孔子所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36]，我想做到仁，仁就在自己的心灵中来完成、实现。

[88]《道德经·第四十八章》。比如，冯友兰先生是我的老师，他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哲学史，那么他是依据什么来写的呢？他说过，中国哲学是以西方哲学之名而名之。

我用愉快来觉知和评判一个对象，这是一经验的判断。法家提倡法制，是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法治，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儒学要进入现代社会，就要现代化，当然要吸收工具理性，这就意味着要改变儒学固有的一种结构，把成圣成贤之学变成现代社会人人都能够接受的一种德性之学，与现代社会相适应。这样说是有充分理由的。[90]《道德经·第五十五章》。哲学是什么？他说，哲学就是进行语言分析，完了以后就是治病的，治形而上学病的。

五、中国哲学中的情感与理性[60] 今天我讲一个新的问题，也是这个讲座的第五个问题：情感与理性。上面所举西方哲学中有关情感问题的一些论述和见解，反映出西方哲学的一些特点，但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是理性主义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问题在西方哲学中是不入流的。

这是以三皇五帝作为中国哲学开始的时间，但是后来基本没人再坚持这个说法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心灵的超越。

比如说，庄子有著名的鱼之乐和蝴蝶梦这样的寓言故事，就是心灵体验的最著名的例子，特别是鱼之乐是很有中国哲学意味的。人只有在满足人类需要的前提下，才能谈论自然界的价值，这就是一种使用价值、商业价值，甚至包括艺术价值等等，所以价值被定义为关系，价值的大小是由满足人的利益的程度来判定，人的利益是决定一切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是人为自然立法，而不是相反，也不是人与自然共同构成一种价值关系。

还有隐与显，隐就是隐晦的隐，显是显现的显。所以道生之，德畜之[11]。事实上，中国哲学缺乏主客对立、灵肉分离那个意义上的超越，缺乏那种绝对的超越，缺乏远离现实的、纯粹形而上的一种追求，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没有超越。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老子说道是不可言说的，那么，如何以言说为家呢？如果说，道就是言说，那就是以不言为言说，就是不言之言，所以要体道、同于道，这个体就是体验、生命体验。

情感之无束无拘无系缚，就是真正的自由，只有在自然中才能实现。有些人经常把自己限制起来，限制在一个很小很小的范围内：我怎么样，你怎么样。

你既不能发展，也不能进入现代社会，就好像是凝固了的河床一样，就摆在那个地方，或者就像有些人说的，像那个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的东西一样，虽然可以去参观，但是你不能把它用到现代社会。胡适先生就对诸子出于王官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诸子非出于王官。

人类的文化发端处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天地并没有像人这样的心，但是又说天地之心，这个心是什么呢？就是以生物为心，即以生出万物、创造生命为心，而天地所创造出来的物又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这就是人心。